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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非遗

长征前后的毛泽东,完全是两个人

发布日期:2022-02-09 10:16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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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已经会师2个月,井冈山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然而,激荡的水面下隐藏着巨大危机。那时,井冈山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所以湖南省委让杜修经带着2封信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湘南进军。毛泽东觉得,年前来井冈山,就是因为湖南的敌军力量强大,现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作死是什么?对于湖南省委的命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可能毛泽东的倔脾气犯了,态度极其强硬,说话的口气也不好,让杜修经觉得此人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于是,陈毅被推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和朱德一起指挥28团、29团西进湘南,毛泽东以党代表的身份指挥其他部队。如毛泽东所料,真的出问题了。


29团打下郴州以后,缴获了很多战利品,官兵都是刚刚从军的农民,哪见过这么多稀罕东西?他们私下商量:“不如带着战利品回老家,算是发一笔横财。”结果29团一哄而散,只剩下萧克指挥的一个连。28团也不顺利。2营营长袁崇全带着部队叛变,为了拉回部队,团长王尔琢带着1营去追,天快亮的时候终于追上了。然后呢,怎么办?1营长林彪说:“武装剿灭吧。”王尔琢不同意,亲自走到阵前劝说袁崇全归队,并且保证既往不咎,结果牺牲在袁崇全的枪下。


进军湘南成为一场彻底的失败。29团基本没了,28团牺牲了王尔琢,红四军实力受到严重损害,井冈山已经很难继续呆下去了,4个月后,红四军不得已转移到江西。对于毛泽东来说,“八月失败”只是开始,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


1929年6月,为了准备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一起商量军队的领导办法。毛泽东认为,党要对军队有绝对领导权,前委要有绝对的指挥权,同时,军队还要负责建设根据地。


换句话说,毛泽东要求党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


朱德等军人不同意,红军是党的军队没错,但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啊?而且党不能管得太多,毛泽东也不能管得太多,要不然军队算什么?朱德的意思,军人也要有话语权。到底谁说的对,就要争一争了。


毛泽东脾气倔口气硬,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一口咬定我说得对你们都要听我的,可是说了半天发现没人支持,气得差点骂娘。朱德等军人势大力强,反正就是不支持毛泽东,你能如何?毛泽东想不通:“我的话很对啊,你们怎么就不支持呢?几千年来军队闹事的教训,还不够吗?党指挥枪没毛病啊。”想不通就不用再想了,毛泽东提出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这种没有主动权的事情,他不要做。


新当选的前委书记是陈毅。这时候陈毅就站出来和稀泥,说朱德同志的话有道理,毛泽东同志的话也不错,我们取长补短有话好好说。毛泽东的倔脾气又犯了,甩出一顶“陈毅主义”的帽子,给陈毅同志戴上。得,这下连中间派也得罪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吧,此时的毛泽东就是一根筋,根本不讲究工作方法,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哪怕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透露着一种蜜汁自信。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想的估计是:“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这谁受得了啊。


大家都是出来闹革命,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我们说的就不对?哪怕你说的真对,也不能字里行间藐视我们啊?没有毛泽东,地球还不转了?但毛泽东像个愣头青一样,不管不顾,照样我行我素。


结果他多年来不是和人吵架,就是在吵架的路上。明明有一身能力,却偏偏不能放开手脚做事。


能力这东西,藏在身上是没用的,只有用能力把事情做成功,别人才会看到你的能力,进而认可你是个牛人。


而有能力和用能力的桥梁,则是做事方法。


这个道理,毛泽东可能懂,也可能不懂,反正他在红军时代经常和别人吵架,以至于中下层特别喜欢他,但总是不能团结高层,走了不少冤枉路。留苏派进入瑞金以后,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一方面是留苏派打击国内土派,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不好相处,属于不能团结的人。


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安排到后方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政府主席,平时只能做做调研,然后怼留苏派:“你们都错了。”嗯,别人都错了,就你对。留苏派很生气,毛泽东很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王震拎着鸡和酒来看他,感动得记了一辈子。


1934年4月27日“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500余人,已经没有实力和蒋介石耗下去了,必须进行战略转移。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转移事务,不仅毛泽东没有任何话语权,朱德也只有执行的份。毛泽东郁闷透了,每天早上去会昌城外爬山,或许只有天高云阔的山顶,才能一抒胸中块垒。他还写下一首《清平乐》: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大家记住这首词,我们后来会说到,这是分析毛泽东变化的重要依据。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中革军委、8.6万红军离开瑞金,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是让他彻底成熟的炼狱之路。除了事业,还有自我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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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博古进入瑞金以后,红军基本上没有什么胜利,不是这里失败,就是那里失败,现在更是把根据地都丢了,其他干部对他指指点点:“哎,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红军跟着他迟早完蛋。”博古心虚得不行,生怕别人在背后搞他,尤其是位高望重的军政干部,于是他把朱毛时代的老部队打散,和新组建的军队混编,其他高层领导也分散到各军团。留在指挥中心的只有三人团。而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穿一条裤子,周恩来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所以大权依然在博古手里。


博古以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但任何统帅地位都是争取来的,能带领大家取得多大的胜利,地位就有多么稳固,除此之外都是虚的。博古不懂这个道理,毛泽东明白,他决定和过去决裂,重新开始工作。


原本毛泽东和留苏派没什么交集,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和张闻天说上了话,而且越说越起劲。因为他们找到了共同话题——喷博古。后来王稼祥也加入进来,三人成天喷博古,并且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最后三人形成共识——博古不行。所以博古要把高层领导干部分散的时候,毛泽东态度很强硬:“分散到军团可以,但是我和张闻天、王稼祥要在一起。”博古说不行,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要在一起......那行,随你们吧。


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一起,长征路上他们每天聊时局、谈政治、说军事,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发现一个问题:“毛泽东行。”尤其是湘江之战以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到3万人,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完蛋了。毛泽东心里着急:“到底怎么做,才能挽救党和红军?”和以前一样,直接不留情面的怼人吗?那样的话,不仅红军指战员不接受,党内高层更通不过,十年来的教训太深刻了。毛泽东想出一个办法——团结大多数。现在他已经团结了张闻天和王稼祥,接下来,他要通过张闻天和王稼祥,团结其他同志,让所有人都接受自己的意见。


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准备召开一个会议,商量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负责军事的李德还是要去找贺龙,毛泽东不同意,敌人的封锁已经很严密了,找贺龙是死路一条,只有向西,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说完还要问:“你们觉得呢?”张闻天和王稼祥举手同意,朱德和周恩来也同意,博古没办法只能同意西进贵州。但是度过危险之后,博古和李德反悔了,又要转头去找贺龙。如果是以前,毛泽东发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又放弃,大概率是闹辞职,然后怼别人什么都不懂。但是现在的毛泽东没脾气了,心平气和的向中央建议,找地方再开个会,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建议还是西进贵州,在贵州四川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找个地方再开会,彻底讨论解决最近一年的经验教训。我们都知道,他们后来选定的地方叫遵义。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继续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和李德没有办法,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革命多年,毛泽东第一次体会多数人支持的感觉。


当然,毛泽东能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取得胜利,很重要的原因是红军面临绝境,反正博古和李德没有办法,那么不妨试一下毛泽东的办法,死马当成活马医吧。直到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才能发现毛泽东的转变多么彻底。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凡是能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人,基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博古第一个发言,说了一堆车轱辘话之后,也承担了军事失败的责任,但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国军太狡猾。周恩来第二个发言,已经有点针对博古了,坦诚说敌人很强大,但军事失败主要是领导的问题,并且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说的是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完全是针对博古的,直接否定博古的领导地位。看看,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直指问题核心,但是这些还不够。


等他们都说完,毛泽东说话了。他足足说了一个小时,从博古和李德的指挥错误,说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失败的原因,又延伸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日后应该怎么办。毛泽东说这些的时候,不是张嘴就来的胡说,而是用事实举例说明: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那场失败是不是他打的,你们之所以失败,原因是......服了,彻底服了。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懂我。”而且他作报告的时候,没有任何借军事失败清算留苏派的意思,而是完全集中在军事领域,再具体一点,批判的是李德。因为李德是军事一把手嘛,所有战略战术都是出自李德之手。就连博古都没多批评。


这就相当于毛泽东替大家解围,留苏同志和国内同志都是好的,以前的革命方法也没错,出现重大失败完全是军事指挥导致的,只要改变军事指挥方式,我们没问题的。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领导,心悦诚服吗?所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撤掉,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做了周恩来的军事助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改变了。


虽然毛泽东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领导人,但崛起之势已经不可阻挡,大家都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真正团结了大多数。


然而.....他接手了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摊子。但是他要用争取来的机会,施展自己真正的实力,表演了得意一辈子的四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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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定下的新方向是赤化四川。红军想进入四川,必须要走贵州西北的土城和赤水城,于是红军迅速攻占土城,正准备向赤水城进军的时候,发现赤水城已经被川军郭勋祺部占了。怎么办?打呗。


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和郭勋祺在土城打了一仗,但是实力悬殊打不过,眼瞅着灭顶之灾又来了。按照一般将领的做法,肯定是硬打硬冲,誓死和郭勋祺争夺土城和赤水城,然后实现进入四川的目的。毛泽东偏不。红军的家底不多,拼光就没了,还谈什么革命呢?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寻求歼敌和求生的机会,为将来的革命做准备。毛泽东盯着地图思考很久,发现北、东方向都有敌人,西边反而有活动空间,只要渡过赤水河到达四川、云南、贵州的边界,便可以生存。于是,一渡赤水来了。毛泽东和红军渡过赤水到达扎西,算是暂时逃出生天,可还没站稳脚跟,川军和滇军便从南北方向夹击红军。毛泽东依然不愿意硬拼,便和大家商议:“敌人从南北方向来,我们就再东渡赤水,回到贵州北部。”这不是走回头路么?作战计划里从来没说过啊,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没准备就对了,红军没有准备,国军更没有准备,只要行动迅速,反倒可以做灯下黑。


2月18日,红军开始二渡赤水。红军渡过赤水之后,迅速集中兵力攻破娄山关,再次占领遵义。“贵州王”王家烈闻风而逃,国军吴奇伟部溃散大半。本来是一局死棋,毛泽东又走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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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局面稍微好转,红军部分同志开始飘了,想趁机打大仗赤化贵州,林彪和聂荣臻就提议:“打鼓新场不错,可以打一打。”林彪不止是嘴上说说,而且提交了具体作战计划,从兵力配置到地形地貌,甚至连敌人可能的行动都预计到了。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议林彪的计划。如此完美的计划,那么多可能得到的战果,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啊。大家一致同意林彪的提议,攻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大家:“红军到达打鼓新场是2天后了,这么长时间援军已经到了,红军兵力少装备差,到时候又陷入绝境,别折腾了。”众人不听,坚持要打。问题是大部分人都不懂军事,他们判断军事行动完全是凭感觉,只有朱德和周恩来懂军事,但不支持毛泽东。张闻天说,那就投票决定吧.......结果所有人都支持林彪的意见,毛泽东又成了少数派。毛泽东怒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辞职不干了。张闻天也怒了,不干就不干。毛泽东:好,不干了。哎,感觉像是几年前的重演,但现在毛泽东已经成熟了,只是没有完全适应新状态而已。


回到驻地以后,毛泽东左思右想,为了大局还是应该服个软,于是提着灯笼半夜找周恩来商议:“打鼓新场不能打啊。”周恩来问:“说说你的看法。”毛泽东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周恩来服了,压下刚写好准备发出的命令,决定第二天早上开会说服大家。这一次,毛泽东通过团结周恩来,进而团结了大多数同志。犹如遵义会议的方法。经过打鼓新场的争论,毛泽东发现军事指挥不能太民主,做什么决定都要举手表决,但很多人却不具备高超的军事能力,这不是外行指挥内行,瞎搞嘛。他去找到张闻天:“应该恢复三人团,统一指挥红军的一切行动,不能再举手表决了。”张闻天是不懂军事的,让他指挥军队实在是为难,而且博古的教训就在眼前,干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吧。于是,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说是三人团,实际说了算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正式成为红军的最高统帅。就在此时,红军再次遭遇战役失败,贵州北部是呆不下去了,只能再次转移。四面八方都是敌军,红军能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还能去哪里?


毛泽东说,三渡赤水河,进军古蔺。红军到达古蔺地区的时候,蒋介石也指挥国军把红军包围起来,并且还想复制碉堡战术,要把红军困死在那里。这种局面,就像瘦弱的学生被一群壮汉逼近墙角,没有地方退,向前冲又打不过,如果是你我估计就躺平了。毛泽东发现,敌军是从南、东、西三面来的,那么北面是不是空一点?于是毛泽东带着红军四渡赤水向北走,然后快速折返向南,过乌江后直扑贵阳,虚晃一枪继续沿边界向西南走,就此逃出生天。


直到红军过了乌江,蒋介石才知道红军不见了。很多人把蒋介石叫做微操小王子,那是他们没研究过四渡赤水,和蒋介石相比,毛泽东才是微操高手。4、50万军队包围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必死的局面,哪怕是运动行军,稍有不慎就会和敌军短兵相接。但毛泽东硬生生带着红军走出包围圈,彻底逆风翻盘,从此再也没有强大的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走到陕北。不是说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就是一路坦途,而是红军摆脱最危险的处境,以后的路依然有艰难险阻,但不会再有灭顶之灾了。如果说抗美援朝是立国之战,那么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的立身之战。


四渡赤水以前,毛泽东不成熟,一直是边缘人物。四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不仅成熟起来,还用实打实的战绩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才是尺寸处见大马金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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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发现了,毛泽东在长征前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学会团结大多数。这个优点他保持了一辈子。他不再怼人,也不会实名反对所有答案,而是一点一点劝说大家接受他的意见。先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紧接着是周恩来和朱德,最后在遵义会议上,用实力和态度说服所有人。除了三渡赤水前的打鼓新场争论,那种动不动就吵架骂娘撂挑子的事情,再也没有了。


此后每次遇到事情,毛泽东都要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哪怕有人意见不统一,也会先争取部分同志,然后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和张国焘会师的时候,张国焘气势汹汹的兴师问罪,质问留苏派怎么把事业搞成这个样子,还准备召开大会彻底清算。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瑟瑟发抖。毛泽东就站出来说,失败是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和留苏派的同志没关系,现在军事错误已经解决,其他就不要再说了。留苏回来的同志听着暖心啊。于是,张国焘的实力再强大,也没有把留苏派拉拢过去,毛泽东保证了中央高层不会分裂。建国后准备抗美援朝,很多人不同意,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最后大家都接受了他的意见,全力支持抗美援朝。


事情有多大,毛泽东就和多少人商量。


涉及高层决策的事情,他就和所有高层商量,涉及全国的事情,他就和全国人民商量。因为只有大家都接受了他的想法,才能理解他要做什么,然后在做事情的时候真正做到底。那种认为“别人都是沙雕只有自己最牛逼”的做法,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别人不愿意和你一起玩,任你惊才绝艳又如何?想法和能力施展不出来,有什么用?说到底,毛泽东把姿态降低了。虽然他依然认为自己是高维度的牛人,但不会看不起别人,反而主动走到低维度的水平,用别人听得懂的话、能接受的方式影响别人。


哪怕是写文章,他也是用最简单的大白话,把复杂的道理讲给你听。水低成海,人低成王。把自己捧得高高的装逼耍酷,很容易,但把自己放到泥土里,和所有人打成一片,不容易。在熙攘人群里又能坚持内心的东西,守护追寻的那盏灯火,最难。可毛泽东真的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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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开头的《清平乐》。如果只看这首词,你可能以为不是毛泽东写的,因为这首《清平乐》没有任何毛泽东的宏阔气势。它和古代文人写的诗词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借物言志,抒发不得志的感慨,顺便畅想一下未来,安慰自己世界会变好的。这首词是长征前3个月写的。半年后,气势完全变了。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之后,红军路过广西大山,毛泽东骑马行走在崇山峻岭间,心有所感填了一首《十六字令》: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看看,一股莽荒世界的气势扑面而来,高山、大河、酣战、兵戈、马蹄声......都有了。再过3个月,红军二渡赤水血战攻破娄山关,毛泽东又填了一首《忆秦娥 · 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是不是有一种悲壮苍凉的建安风骨?再来对比毛泽东的其他诗词。他在长征前写过情诗:“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写过少年的雄心壮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还写过对现实的志得意满:“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读这些诗词,你能看到一腔热血的凡人,虽然才华高志气壮,却不是可望不可及的,谁年轻时不是如此呢?


但是长征之后,毛泽东写的诗词完全不可仰望。1935年10月,红军马上要到达陕北,他登上岷山眺望西北的昆仑山,写下的是《念奴娇 · 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从此凉热。


看看前两句就要跪了。更不用说4个月后写出来的《沁园春 · 雪》,自古以来的英雄好汉,无不以追随秦皇汉武为荣,最多持平就骄傲的不行。毛泽东倒好,把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全部踩在脚下,顺便向他们投去王之蔑视:“我不是针对谁,而是说在座的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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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毛泽东前期的诗词多是努力奋斗,犹如一个向命运怒吼的屠龙少年。而长征之后的诗词多是山川日月、宇宙洪荒,犹如一个站在苍穹睥睨人间的领袖。这也是毛泽东长征前后的第二个变化。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早已读了万卷书,也行了万里路,但不论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只能算是开阔眼界。类似旅行一样,哪怕见过全世界的风景,又能如何?该不会挣钱还是不会挣钱,该不会做事还是不会做事,智商低的还是低。


真正的行万里路是战胜千百种拦路恶魔。毛泽东40岁前的读书工作都是积累,正是长征路上的围追堵截、险象环生、斗智斗勇,才把毛泽东半生积累的潜力彻底勾出来。说人话就是——厚积薄发。他和各种恶魔作战两万五千里,并且每战都能取得胜利,那些恶魔的血肉会变成包裹躯体的铠甲,让胜利者越来越强,然后有资格挑战下一个强大的恶魔。这就形成一种正循环。战胜多么强大的恶魔,就会得到多么丰厚的奖励。


不论是个人、组织或者国家的成长,毛泽东都是这个思路:从小怪开始练手,逐渐打怪升级,进一步挑战更高阶的拦路恶魔,最终完成“会当凌绝顶”的终极跳跃。而且成功的阅历能塑造人的心智。当毛泽东完成各种挑战的时候,便会变得特别自信,并且无所畏惧。毕竟长征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党和红军陷入绝境都被毛泽东救回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得住他?见过鬼的人不怕黑,就是这个意思。


普通人遇到困难会害怕,是因为根本没经历过事情,更没有战胜过困难,当你战胜困难再回头看时,感觉也不过如此。我们想想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会发怵,但毛泽东和红军走过来了,再回首,也就那么回事。人生经历越跌宕起伏的人,越是云淡风轻,因为很多困难在他们的眼里,根本不算事。所以......长征才是毛泽东的炼狱之路。没有长征就没有毛泽东。哪怕是跟着走完长征的普通红军战士,一辈子都是战天斗地的铁骨硬汉,什么困难来了都不带怕的。


困难不是财富,战胜困难才是财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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