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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泰斗乌丙安在民俗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

发布日期:2022-07-11 14:26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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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1929-2018),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辽宁大学荣休教授,原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祖籍喀喇沁,蒙古族,1929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1953年共和国首研究生,攻读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艺专业,师从钟敬文教授。迄今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六十余年,先后指导本国和德、日、韩、俄、蒙等国民俗学硕士生、博士生110人。1985年任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1988年、1991年先后获国家突出贡献奖及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至2001年连续两次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山花奖”一等奖。1992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津贴。1996年9月应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及夫人邀请,出席了“首届总统文化节”,并受到最高礼2004年再获“山花奖”最高荣誉奖及省部级大奖等。2007年6月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2007年8月获山花奖艺术成就奖;2018年1月先后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和2017“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两项荣誉称号。1985年﹣2004年期间,先后应邀到日、德、韩、匈、等欧亚多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讲学20次;同时兼任多所外国大学客座教授,出席主持国际学术会议18次。已出版的专著有十余部约400万字。在国内及日、德、美、韩、墨西哥等国发表学术论文148篇,受到国内外学刊广泛好评;其中《论中国风物传说圈》等3篇论文先后获全国优秀论文一等奖;主编有《中国风俗辞典》等多部。2018年7月11日,乌丙安先生在德国柏林辞世。

(转引自中国民俗学网




乌丙安在民俗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


【摘 要】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的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被学人形象地誉为“撑起中国民俗学理论建树的‘三级跳'”,对于推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在民俗学分支研究方面,他也多有建树。

【关键词】乌丙安;民俗学研究;基础理论建构;贡献



作为世界级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以《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和《日本家族和北方文化》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当代民俗学史册上,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对此,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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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1929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蒙古族家庭。他从少年时代就走遍了鄂尔多斯草原和河套草原。从那时起,他对地域及民族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又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教授研修民间文学,成为新中国的首届研究生。1955年,乌丙安研究生毕业后来到辽宁大学任教。1956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民间文学概论》。然而,国内动荡的政治风云却在此时殃及于他,使他被迫离开讲台,此后多年一直生活在一种不断遭受迫害的境遇之中。
十年动乱结束后,乌丙安终于重回讲台,迎来了他学术生涯的春天。在新时期百废待兴的勃勃生机中,冬眠了数十年的民俗学应运复苏了。有了数十年基层生活的人生体验以及丰富的民俗资料积累,乌丙安决心“为我国复兴起来的民俗科学事业做一名马前小卒”。为了扩大民俗学的声势和影响,让这门学科尽快“热”起来和“强”起来,引导更多的学人关注民俗学研究,1978年年底,他开始着手民俗学课程的教学准备。1980年,他率先在辽宁大学开设了“民俗学讲座”;1981年,又在辽宁大学中文系正式开设了“民俗学概论”的选修课。当时选课的学生十分踊跃,不仅外系的学生前来旁听,还吸引了日、德、澳、法等国家的留学生。青年学子以及大批年轻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对民俗学表现出的浓厚热情及兴趣,使他更加体认到这门学科的魅力与价值。但是,由于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历史断层,因而也注定他这一代学者必须肩负起补救和重建学科的双重任务。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忘我地投入到民俗学的学科建构及后备队伍的培养之中。尤其在民俗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他更是殚精竭虑,取得了突出成就。学术界曾有人将他近二十年来先后出版的三部民俗学专著形象地誉为“撑起中国民俗学理论建树的‘三级跳’”。这“三级跳”就是《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从这三部著作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到他在民俗学理论研究上的探索轨迹及其突破与升华。也正是这漂亮的“三级跳”,为他在中国及世界民俗学史上奠定了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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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乌丙安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民俗学丛话》。

《民俗学丛话》是我国建国以来有关民俗学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当时国人对“民俗学”还比较陌生,《民俗学丛话》以活泼生动的入文标题和深入浅出的文字向人们勾勒了这一学科的大体框架及面貌形象。它的出版,在国内外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短评,称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民俗研究书”;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撰文向读者推荐此书。孙传钊在《读书》杂志上评介此书时指出:“这是一部兼具知识性与学术性的漫话。此书虽然从通俗入手,但有些话题从学术角度看也不乏见地……‘化深奥为浅显而不舍其本,变乏味为有趣而不见其俗’,此语《丛话》是可以当之的。”《民俗学丛话》发行后不久,乌丙安接到数百封读者来信,在高度评价这部书的同时,人们对他书中前言提到的正在撰写之中的《民俗学概论》一书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纷纷询问、催促,盼望着它的问世。

事实上,在撰写《民俗学丛话》的过程中,在梳理原有的民俗学理论之时,他已经痛切地感受到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民俗学理论的严重欠缺,意识到这门刚刚复兴起来的学科的基础理论的薄弱,开始思索如何构建具有中国本土民俗文化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1985年8月,他撰写的又一部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专著——《中国民俗学》(原定名为《民俗学概论》)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的出版,是乌丙安在民俗学理论建树上的“二级跳”。这一“跳”,大大超越出此前的《民俗学丛话》,它不仅仅是一般读者和民俗爱好者眼中的风景,更多地牵动和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目光。此前,我国在民俗学基本理论的著述方面,多是翻译或据外来材料的改编之作。《中国民俗学》摈弃了我国民俗学创建初期学者们惯用的改编式写法,也没有因循外来理论的旧说,而是从中国国情与民俗的实际出发,对民俗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胆建构。他在此书的前四章着重论述了关于民俗学的种种基本问题。关于民俗学的定义和范围,他认为,“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文化事象的科学,它具有以下一些概念的因素:一、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世代传袭下来的、同时继续在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事象;二、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形成了许多类型的事象;三、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有比较相对稳定形式的事象;四、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的事象;五、它研究的是反复出现的深层文化事象。”以这五个本质性概念对民俗学进行定义,可以说是全面而又科学地阐明了民俗学的学科内涵。

在对民俗事象的科学分类上,他全面回顾了历史上国内外学术界对民俗学范围的种种论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从中国民俗的实际出发,以广阔的视角,将中国的民俗划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四大类,其中,对以往学者们多有忽略的经济民俗和社会民俗,作了特别详细的论述。如在“经济民俗”中,他对我国的村寨经济进行了分析和分类,提出“我国民间村寨经济基本上是由四种类型的经济共同体及它们的复合体结构而成”,即山村经济、渔村经济、牧村经济、农村经济,以及半农半猎、半农半牧、半牧半猎、半农半渔等。并指出:“从这四种经济的生产活动中不仅展现出不同的村寨民俗风貌和性格,而且还可以从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中看到经济民俗的种种特征。”2000年在该书印行第五版时,根据国内外民俗学的发展和跨世纪民俗学研究的需要,以及他近十多年在民俗学研究上的新探索,他又作了重要修订,在“经济民俗”中增补了“自然生态民俗”一章;在“社会民俗”中增补了“都市社会民俗”一章。如此的分类构想,大大拓展了以往把民俗主体只拘泥于礼仪习俗和信仰习俗的狭窄领域,不仅把民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联系在一起,使人从中领悟到许多民俗事象产生的根源,而且也使我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围更加趋于全面和完善。

《中国民俗学》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系统完整、结构谨严、层次分明的民俗学框架体系,这一框架深植于中国本土文化之中,也体现了国际民俗学科长期以来的发展成果。对我国丰富繁杂的民俗事象,他既从历史的、时间的角度进行了探根索源,观流识变;又以一种开放的视角从地域的、空间的角度对其异同、分合进行了比较和剖析。书中的许多资料数据,都来自他亲历性的田野采录。在对民俗事象的分析论证中,他没有仅仅局限于汉族的民俗,而是大量撷取了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民俗事象,使全书的整体性内涵得到了充分全面的体现。这部著作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的科学体系。正如著名民俗学家杨堃博士、民俗学史家王文宝所评价的,是“根据中国材料撰写的、系统阐述民俗学基本理论的第一部著作”;民俗学家柯杨所赞誉的“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开拓性和真正的中国特色”;香港的《大公报》以及法国汉学协会的学术刊物《汉学研究》都专文评述了这部书在理论上的创新意义,认为“这部民俗学书是一部最好的全面分析中国风俗习惯的著作。”的确,《中国民俗学》问世近二十年来,从学术界的种种反馈和多所大学以本书为教材的良好教学效果来看,它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足以构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事件”。它的出版,对于推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显示出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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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迈进了21世纪的门槛。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乌丙安又将一部厚重的新著——《民俗学原理》,作为奉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呈至世人的面前。


《民俗学原理》的写作有其独特的学术背景,可以说,它是一位执著而又理性的民俗学家对百余年来国际民俗学坎坷发展历程冷静反思的产物。早在1982年,乌丙安就把《民俗学原理》作为一门硕士学位课程列入自己的教学计划。此后,经过17年的理论研究、田野调查和教学实践,特别是近16年中他连年在亚欧多国进行的讲学和学术交流,使他对国内外民俗学百余年来的发展状况有了较全面的把握和较深刻的了解,由此也引发出他许多深层次的思考。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的频繁和国内青年一代人文学者纷纷留学欧美,出现了当代欧美民俗学理论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学说中迅速夹带传来的现象。这些外来理论对中国民俗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其中的某些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一是美国民俗学发生的严重危机造成的影响,即“民俗学既没有自己学科的‘祖先’,又没有自己的理论,民俗学只不过是人类学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庸而已”,因此而导致了一些青年学者纷纷从民俗学转向研究人类学;一些人即使选定了民俗学的研究课题,也郑重宣称是“人类学派”的一种理论研究。二是从欧美大量引进各种现代人文学科的各流派学说和理论的影响。除了译著文本外,一些青年学者的论著,特别是介绍欧美各流派理论的一些译述、评述文本,虽然对20世纪人文学说的清醒反思具有一定的真知灼见,但此中也夹带许多似是而非的论说,例如不加选择地推崇西方各流派的人文论点,将本土民俗文化生搬硬套地“对号入坐”;出于对美国民俗学现代理论的情有独钟,在译述或评述中对美国个别学者的一些并无民俗文化依据的浅薄谬误之说也不加审视地予以认同等等。这些倾向都对我国民俗学界的研究队伍构成了较大的影响。在对民俗学与相邻学科关系的探讨中,乌丙安注意到在所谓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背后,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尴尬地位和模糊面孔;注意到国际上伴随着美国民俗学的危机,存在着把民俗学划为人类学附属的一部分的动向。对此,他深感痛心和焦虑。他认为,这完全归咎于民俗学一个半世纪以来自身理论的贫困。在民俗学的学科实践中,那种过分推崇田野调查并把调查本身当作研究的倾向,不仅使一代代的民俗学者忽略了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而且也造成大量的调查因缺乏相应理论的指导质量水准低下,无法抵达研究的终端。他清醒地意识到:百余年来民俗学科在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贫困和乏力,已经严重阻碍了这门学科的现代化发展。面对现代产业文化圈与传统文化圈的激烈冲撞和变动,中国民俗学必须在民俗本体理论的创建上有所突破,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中国的民俗学者面对这块由几代先驱者开拓出来的民俗学领地,守土有责。他在《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民俗学百年反思》一文中提出:“必须清醒地摆脱以往人类学理论对民俗学的消极影响与束缚,改变自己的附庸地位,从理论上明辨人类学派对民俗研究和民俗调查的‘科学性’是非,从而推动民俗学进行自身的本体、主体或本格的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运用相邻学科的多学科、多角度、多方法的边缘研究。民俗学不应再继续走貌似‘人类学派’理论研究的蹩脚路,而应当走健康的民俗学自身理论的必由之路,推动民俗学成为新世纪的强势学科。”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乌丙安在步入古稀之年时,开始了《民俗学原理》的写作。


《民俗学原理》与以往阐述民俗学事象及分类的概论类著作截然不同,融注了乌丙安对民俗学理论的一系列深层的也是全新的思考。他以与国际人文学科理论发展接轨的现代视角,对民俗学的基础理论构架重新审视,将其划分为四大板块:民俗主体论、民俗控制论、民俗符号论、民俗传承论,逐一深描细论。不但对学科的某些固有论点进行了大胆的批评和置疑,在一些原创性理论方面也有重大突破。例如关于民俗主体论的建构,他尖锐指出,近现代民俗学的发端,自1846年英国汤姆斯创造了“Folk-loro”这个民俗学科的名称起,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国际民俗学从肇始之初研究古俗、旧俗、遗留物开始到现在,在民俗调查研究的认识论上存在着严重偏向,集中体现在学科的注意力始终盯在令人眼花缭乱、异彩纷呈的“俗”上,而对负载着“俗”的“民”和他们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却漠然处之。这种把民众的风俗习惯知识及其实践的调查研究置于社会、政治、经济之外,以脱离民众及其生活实践的所谓“客观”态度调查研究民俗,实则是只研究“俗”而不研究“民”,只研究民俗事象而不深究其本质。这种研究,在原初的定向、定位、定格上既已出现了偏差,悖离了研究的主体。为此,他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民俗的承载主体“民”的研究,并对“民”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在民俗控制理论的建构方面,在阐明了与之相关的文化控制理论之后,他将民俗控制归纳为六种类型,并在逐一地释解中提出并回答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理论命题,诸如:民俗社会生活是如何构成的?民众的民俗文化素质是如何养成的?民众对于民俗的内化和外化有多大弹性?人类个性与民俗的习俗化是什么关系?人类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使民俗文化与人类生活的不断变迁相适应的?人类社会为什么要用传统民俗的多种型式“控制”群体和个人等等。对于民俗符号理论,他不仅关注多年,并且有较深入的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民俗学讲座”的教学中引进了当时风靡世界学术界的结构主义符号理论,并着手对中国丰富多彩的民俗符号进行归纳;此后数年,他接连在国内的一些美术院校讲授“色彩民俗学”、“民俗象征体系”等专题。在《民俗学原理》一书中,他结合我国丰富的民俗符号资料,旁征博引、生动系统地论析了民俗符号的提出、民俗符号的结构、言语系统的民俗指符、非言语系统的民俗指符以及民俗符号的民俗所指等问题。他对民俗符号理论新意迭出的论述,不禁令人联想到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曾在80年代末提醒中国民俗学家说:“我认为,民间(Folk)概念在农民和无产者以外的扩展,以及与此有关的研究——历史的、功能的、结构的、符号学的、比较的或心理分析的研究,将是下一代中国民俗学家努力的目标。”显然,当阿兰·邓迪斯这样说的时候,还不了解,在中国民俗学界,已有乌丙安这样的他的同代学者涉足这些领域研究多年,积累了大量资料并已形成一些成熟的思考。


《民俗学原理》体现了乌丙安对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国内民俗学发展的深刻反思与探索。他以一位杰出的专业学者所具有的睿智和敏感,紧紧抓住了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关键性症结,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重新建构。借鉴、反思、开拓、创新是这部著作最突出的特色。这是一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民俗学家奉献给我们的一部跨世纪的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式的民俗学专著,是中国学者对国际民俗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必将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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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对中国民俗学的贡献并不止于上述。在分支学科研究方面,如民间文艺学、民间信仰以及民俗的现代化变迁研究等,他也多有建树。多年来,他以中国北方区域作为自己进行民俗研究的田野“根据地”,每年至少有三十至四十天的民间采风工作日是在山乡村寨和较为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他对北方诸民族的民俗文化进行过多次深入性踏查,尤其对于北方部族村落的社群结构、日常劳作生活、俗民群体与个体的家庭与婚姻、民间信仰、口头文学以及不同的民族与社区在杂糅相处中发生的习俗文化融合变迁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此为基础,他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以及近百篇论文。较有影响的专著有《神秘的萨满世界》(中、日文版)、《生灵叹息》、《日本の家族と北方文化》(日文版)、《中国民间信仰》、《民俗文化新论》等。其中,198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神秘的萨满世界》,是我国关于萨满教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在中外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1999年被译成日文版,在日本出版。较有影响的论文有《论中国风物传说圈》、《论民间故事传承人》、《论神话系统》、《论中国北方诸民族的多神信仰》、《论达斡尔族的多神信仰》、《论中国北方各民族的通婚习俗》、《朝鲜巫俗与满蒙巫俗的比较研究》以及《论当代中国民俗文化的剧变》、《民俗与现代化的思考》、《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等。他在1983年发表的《论民间故事传承人》一文,针对我国的民间口承文艺研究,首次提出“故事传承人”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理论论证,对于推动与深化此后我国关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研究,具有不容低估的指导意义。此外,他的《论中国风物传说圈》一文曾获全国民间文学论文一等奖;《“灰姑娘”故事在中国》一文以西班牙文发表在墨西哥《至上报》;《论达斡尔族的多神信仰》、《中国东北的萨满》的英文本先后在德国、美国出版;《中国北方各民族的多神信仰》一文在韩国发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乌丙安从事民俗学研究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作为一个在民俗学领域勤奋耕耘且硕果甚丰的学者,他的名字连同他的成果已被中外民俗学界的许多学者所熟稔。接触过他的人,无不被他渊博的人文学识,超前的思维理念,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睿智的话语风格所深深吸引。数十年来,他以学者的风范和人格的魅力带动了众多年轻的脚步,踏上对中国民俗文化上下求索的漫漫学途。他的众多学生们骄傲地称誉他为“民俗学理论园地的‘长青树’”。如今,这棵长青的老树还在编织新的绿荫。正如民俗学史家王文宝在为《民俗学原理》所作序曾由衷地写下的一段话所说:“乌丙安,将在中国民俗学史和世界民俗学史上占有极为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省略。原文参见江帆:《乌丙安在民俗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3期。谨以此文深切缅怀2018年7月11日逝世的乌丙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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