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非遗

磊落平生忠义胆的耿飚将军

发布日期：2023-05-11 13:42浏览次数：

“将军大使”耿飚：战将出身的他，为何被调去搞外交？

1950年10月19日，在身穿盔甲的宫廷侍卫的护送下，耿飚乘坐瑞典皇室专用的六乘王辇来到了瑞典王宫。他庄严地代表新中国向瑞典外交大臣递交了国书，整个国书递交仪式规格隆重，礼遇极高……瑞典自此成为首批和新中国建交的18个国家之一。而为了迎接这非同寻常的一天，耿飚将军足足准备了小半年的时间。

5个多月前，时任解放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正在办公室里办公，工作人员突然敲门进来告诉他：“耿副司令，杨司令员和李政委请您过去一下。”耿飚来到杨得志和李志民的办公地后，得知了一个令自己一时间不知如何消化的命令：中央决定调他去担任新中国驻瑞典大使。

让一个战将去从事外交工作？而且还是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瑞典？耿飚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老耿，我看中央的选择很正确，咱们这些打仗的人里，最适合搞外交的就是你了。我们知道你对部队有感情，但你以后想部队了，还可以回来走娘家嘛！”杨得志和李志民都为老战友耿飚的这项调动感到由衷的高兴。

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耿飚执行命令自然是没话说，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水口战役、强渡乌江、攻占娄山关、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占张家口、清风店战役、新保安战役、太原战役……哪一次他不是临危受命，奋勇向前？中央既然需要他去干外交，那他就去，他唯一的担忧是怕自己干不好，给祖国的事业带来损失。

耿飚带着这种担忧来到了北京，住进了华北军区招待所，不久后他见到了周总理。耿飚上次见到总理还是4年前，那时耿飚随叶剑英一起在北平军调处工作，担任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期间，周总理具体领导了国共和谈的工作。在军调处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国共关系破裂后，耿飚重新回到了晋察冀军区。

4年未见，总理风采依旧，眉宇之间的自信和从容有增无减。总理笑呵呵地和耿飚握了手，并向他介绍了外交战线的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把耿飚从军队调到外交部：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任务繁重，亟待展开，而我们长期以来都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需要从头做起。最重要的是培养外交官，这些外交官主要有几个来源：一是文化界等熟悉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同志，二是能力出色的大学生，三是从前就从事对外交流工作的干部，比如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办事处的同志，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的同志，还有在军调部工作过的同志等等。

耿飚正好属于第三种，46年他在北平军调部的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认真细致，立场端正给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他这次从军队调到外交部，就是总理亲自点名的。耿飚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总理，总理笑着鼓励他：“外交工作不是谁生下来就会做，我们大家都是边做边学嘛!姬鹏飞、黄镇、韩念龙、袁仲贤这些同志，都是军人出身，中央让你们这些将军来当大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相信你们很快就能够胜任大使的职务，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

有了总理的鼓励，耿飚的信心增加了不少。不久后总理为这些将军大使专门办了一个培训班，从用餐礼仪到外交程序，事无巨细地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培训。经过小半年的学习，耿飚便作为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出使瑞典了，不久后，中央又让他兼任了丹麦、芬兰公使。

耿飚在这些工作上的成长代表的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进步，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耿飚将军对祖国外交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如今，中国的建交国已经从最初的18个增加了现在的182个，这可喜的成就背后，离开不开老一辈革命家的辛苦耕耘和付出。耿飚对援助阿尔巴尼亚提出异议，毛主席：耿飚敢说真话！

耿飚将军出身贫农，13岁时在衡阳的铅锌矿做童工，渐渐成长为矿工罢工和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老家组建农军和游击队，最终溪流汇入大海，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开始了自己长达20多年的军事生涯。这次离开军队参加外事工作，给耿飚带来了一个遗憾：他因此错过了1955年的大授衔。虽然在1979年耿飚又重新兼任了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并于81年兼任中国国防部部长，但他始终没有军衔。他也因此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没有获得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

耿飚虽然是一位地道的军人，但他在从事外交工作方面却很有天赋，这大概和他在军队中长期从事参谋工作有关（耿飚曾任红一军团红3军9师参谋，四方面军红4军参谋长，八路军129师385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等职）。关于耿飚在工作中的细心，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

1956年，耿飚在欧洲工作6年后，调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同年年底，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五国。在出访印度前，耿飚专门找到总理，向他提了一个建议：“如果印度邀请您去尼赫鲁的家乡访问，您最好不要去。”总理听后有些不解，询问为什么。耿飚回答：“尼赫鲁的家乡在克什米尔南部，虽然那里实际由印度控制，但争议问题尚未解决。如果您在尼赫鲁的陪同下到这里访问，会在国际上造成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误解。”

总理听后很高兴，他感谢耿飚提醒了他，夸这条建议提得好，最令他欣慰的是，他看到耿飚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家了。不久后，印度和尼赫鲁果然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邀请，周总理找个理由委婉拒绝了，巴基斯坦方面为此非常满意，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客观中立的立场。

1959年，耿飚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他主持了中国和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的边界勘定工作。1967年，造反派对耿飚展开了围攻，康生污蔑耿飚在外交上搞“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耿飚一度因此离开了工作岗位。1968年3月，缅甸共产党举行了纪念武装斗争20周年的活动，期间毛主席问周总理谁在负责缅甸的工作。周总理回答：“原来是耿飚。”毛主席又问：“耿飚去哪里了？”周总理回答：“外交部有过一个报告，说他是‘三降一灭’，报告在康生那里。”

毛主席又找到康生，问他耿飚有什么问题，那份报告是怎么回事。康生说：“耿飚和黄镇一直在搞‘三降一灭’，对抗中央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对这个回答不满意，问康生这个报告是谁搞的。康生听后表示会把报告送给主席阅看，主席挥了挥手说：“不用看了，因为不胜其看。”两个月后，主席批示：“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可以了。”有了主席的这句话，耿飚得以复出。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不久后九大即将召开，各部门都要推选九大代表，外交部推选了耿飚和黄镇，康生等人认为这是“还乡团”的“反攻倒算”，持续阻挠耿飚当选，最后是总理力排众议，用毛主席的批示堵住了这些人的嘴，耿飚和黄镇最终顺利当选九大中央委员。九大闭幕后，耿飚终于回到了外交部的工作岗位上，总理任命他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号称“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重要阵地”，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到任阿尔巴尼亚没过多久，耿飚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外援数额偏大，而且阿尔巴尼亚在使用我国外援方面存在着种种不合理的情况。在回忆录中，耿飚说：“54年后，我们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数字不小，他们总人口200万，平均到每个人的头上有4000多元;他们国土面积并不大，但我们援助的化肥厂，足够他们一公顷使用400公斤化肥，甚至超过了我国耕地使用的每公顷化肥数量。”

耿飚认为，对友好国家进行必要的援助，这是符合国际主义原则的，但一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提供，不能“有求必应”，否则就会像把钱往一个无底洞里倒。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的领导过于依赖中国，甚至养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曾豪不掩饰地对耿飚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这种依赖心理和懒惰心理，事实上并不利于阿尔巴尼亚长期的经济建设。尽管不久前刚刚丢过职务，“耿猛子”还是决定不计个人荣辱，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中央。李先念收到耿飚的来信后说：“耿飚，你的胆子真不小，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李先念对耿飚很是赞许，把这封信转交到了主席那里，主席看后说：“耿飚同志敢说真话，反映真实的情况，他是个好大使。”

后来，周总理把主席的这句话转告给了耿飚，耿飚听后也很高兴，因为他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小平同志发火：耿飚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回顾耿飚将军的革命生涯，有一半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另一半则是在外交战线上度过的。在战争年代，他有很多难忘的回忆，比如32年打水口，耿飚所在的红九师师长重伤，3个团长全部殉职，时任师参谋长的耿飚临危受命，凭借一把马刀杀到前线，代理了27团团长，组织部队守住了中央苏区的南大门;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他被子弹击中颈部，身受重伤，差点光荣牺牲……而在外交战线上，耿飚最难忘的事则是97年的香港回归。在80年代，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全程参与并协助小平同志完成了这一时期的谈判工作。尤其令他感到难忘的是，是小平同志在84年对他的一次批评。

84年3月12日，两会正在北京召开，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耿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出意外地收到了记者关于香港问题的提问。时任中方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同志回忆说：“当时很多大媒体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她们是奉命来北京摸底的。这些记者趁着人大会议期间，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就是在这“批头盖脸”的提问中出了纰漏，当时他的工作异常繁忙，不仅要参加两会，准备发言，审议提案，还要准备不久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的代表团。在一个个犀利的问题中，一位记者问道：“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含糊地回答道：“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

耿飚当时并不知道小平同志在这件事上强硬的态度，他连续用了“可能”和“不一定”来回答记者的问题。但是，第二天，香港的一些报纸和外媒就开始大肆炒作，说成了“中国政府的意见是香港不必驻军”，一时间舆论沸腾，大家都议论起了这件事。

5月，小平同志在听取港澳工委负责同志的汇报时听到了这件事，还有人捕风捉影，告诉小平同志说黄华也说过类似的话。小平同志对此非常不满，当场发问：“他们是根据什么讲的这些话？！他们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讲这样的话？”

在随后会见港澳同胞时，按照惯例，记者们应该拍完照就退场，让主人宾客们单独谈话，但这次记者拍完照刚准备走，小平同志却把他们叫住了：“记者朋友们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讲！”记者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纷纷返回会场，架好了“长枪短炮”。只听小平同志说道：“我要对记者说几句话，希望大家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飚讲的那个不作数，你们给我辟个谣。”

他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的领土?我们的这个态度和立场是合情合理的……”

期间，还有一个记者提问：“香港目前有一些雇佣兵，不足一千人，是不是可以被允许留在香港？”小平简短利索地回答道：“这个不行，将来大陆会派解放军去。”就在小平同志对记者呈清中央态度的时候，耿飚对此事还一无所知，他正在万寿宾馆接待外宾，突然就接到了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到人民大会堂的通知。当时耿飚的司机和警卫都出去吃饭了，耿飚找不到自己的车，便就近找了一辆便车，一个人匆匆赶到了大会堂。彭真脸色严峻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火了，因为香港报纸关于驻军问题的言论，你要严肃地对待这件事，这两天你哪里也不要去……

回家之后，耿飚花了两天的时间，经过仔细的考虑和反思，他向中央提交了自己的检查：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在这份检查中，耿飚将军没有任何对事件的解释，也没有强调种种客观因素，有的只是真诚的自我批评，这是他一贯的知错就改、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的体现。

值得庆幸的是，耿飚的这次失误，并没有在实质上给香港回归问题带来什么麻烦，相反，有了小平同志的这次发火，中英双方在谈判桌上争论了许久的要不要驻军的问题也就此划上了句号：小平同志发火的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斯就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伊文斯说：英国非常关注邓主任昨天的讲话，同时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周南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国防要归中央管，香港必须驻军。邓主任已经发脾气了，你还讲什么？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

伊文斯得到这个回答后只好失落的离开，此后英方果然再也没有在谈判中提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