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名“饮酒”却无“酒”，流传千古名诗篇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千古名句出自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所写的《饮酒·其五》。细心的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会发现，《饮酒·其五》这首诗里并没有写到酒。其实《饮酒》组诗并不是篇篇有酒，组诗共有二十首，这是第五首。

《饮酒·其五》（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的意境可以分为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陶渊明摆脱世俗烦恼后的感受。后六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

《饮酒》并不单单是一首诗，而是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共二十首。这二十首诗借酒为题，表达了陶渊明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抒写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

之所以把它们命名为《饮酒》，陶渊明在序言中有交代，“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他说自己喜欢夜里喝酒，闲来没事，夜也很长，往往一个人独酌，喝醉之后就写诗，写了不少。

原来，这些诗写的都是酒后的话，叫《饮酒》倒是最合适不过了。

古代文人墨客似乎都喜欢喝点酒，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文豪都写过与酒有关的诗词，而要说陶渊明生平最大的爱好，那就是喝酒。爱喝酒的人，性格都比较洒脱。

竹林七贤中，刘伶爱酒，而且是喝到不要命的那种。陶渊明也爱饮酒，但他和刘伶又不同。陶渊明不是一个人抱着酒坛子大醉在路边，而是到处和亲朋好友酣畅宴饮。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有人邀请他喝酒，就算这家主人他不认识，也没关系，照喝不误。

而且，他喝酒喝得很潇洒。

当时有一个刺史叫王弘，想来拜见陶渊明，陶渊明大概是嫌烦，就一直称病不见。结果这个王弘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打听到陶渊明要去庐山，于是在半道上准备好了酒坛子，等陶渊明路过，就把他拦下来。陶渊明一见有酒喝，抱着坛子就在路边亭子里酣畅地喝了个痛快，等到这时王弘再出来见他，他也就开心地和人家欢饮一整天。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唐代诗人李白很崇拜陶渊明。李白也是个爱酒之人，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叫《山中与幽人对酌》，诗的后两句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里用的就是陶渊明的典故。

我们都知道，古代文人雅士饮酒时一定要有音乐助兴。陶渊明也不例外。不过他跟别人还有点不同，因为他不懂乐理。但是呢，他准备了一张素琴，这琴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琴弦。

每次和朋友宴饮的时候，陶渊明都要抱着这张没有弦的琴假装自己在抚弄，而且一边抚琴一边高声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既然我已经了解了琴中的意趣，又何必非要拨弄琴弦呢？看看，这是何等逍遥的境界。也难怪就连潇洒不羁的诗仙李白，也为之倾倒了。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人生的简约是一种境界，张扬着一个人的智慧与品位。事实上，当我们对生命的体验真正达到了一定的层次，我们就会感受到生活中的简约是一种轻松之美，一种灵动之美。随性而为，而不去看着别人怎样活着，轻松、愉悦，这就是陶渊明。

把一切放下，恍若遁入空门，眼障散去，眼前一个明丽、纯净的桃花源忽现。这也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如此喜欢陶渊明的原因吧！

十月三十

2023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纪念日

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又称双十二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率领的东北军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撤出东北，致使大片国土沦陷，一直受到全国民众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的压力。在与红军作战中，东北军又屡次失利，部队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剿”红军。张学良多次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均遭到蒋介石拒绝和斥责。蒋介石还将其嫡系部队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迫令张学良、杨虎城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特别是在对待爱国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活动的问题上，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并加强了对张、杨的军事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936年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事件史称“西安事变”。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督促蒋介石进行抗战。

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共产国际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但电码错乱不能译出。

事变当晚，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多次召开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到西安商量大计。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蒋介石同意宋子文、宋美龄谈判中议定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停止，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力主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在国共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进这个合作的作用。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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