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提及中国文学的顶流，世人大多下意识就想起诗骚李杜魂，而对于陶渊明的印象总有几分微妙。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曾讲到他眼中的屈原与陶渊明。他说：“中国诗人，要说伟大，屈原最伟大”，“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塔尖。”这个评价当然是很高的。接下来他却道：“陶渊明不在中国文学的塔内，他是中国文学的塔外人。”

按木心后面所讲，他的大致意思是：陶渊明是个双重的隐士。不仅他的人自纷扰的乱局中退归田园，隐掉了，而且他的文学风格是恬淡冲和的，自然地隐匿在种种高言大论之外。所以他生前死后，默默无闻。因此，木心说：“陶渊明不是中国文学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而木心自己“走过的，还要走下去的，就是这样的意象和境界”。

显而易见，木心毫不吝啬地赞美屈原的伟大，但又毫无保留地偏爱着陶渊明。所以他还说“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

这种态度多多少少代表了中国部分文人对陶渊明的矛盾感受：人们一方面并不觉得陶渊明有多么了不起，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被深深吸引，如同“自我”对“本我”的无意识追逐。

知人论世：五柳先生传

说起陶渊明，人们眼前大多会变幻出几笔这样的画面：

小破庐前，东篱黄菊怒放，老夫子头戴葛巾身穿短褐，正猫着腰撷下朵朵菊花。菊花晒得清香。他偶尔直起身抹一把汗，回望，日头已西沉，余晖却映得半边天愈发柔和，几只鸟低空掠过，三五下便不知何处去了。

我们随小鸟飞回一千多年以前，降落在陶渊明宅边的五株柳树上。这会儿属于东晋时代，是晋哀帝兴宁三年（365），离西晋灭亡已经48年了。陶渊明约莫在这一年出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名三国两晋南北朝）在我国封建史上是出了名的大混战、大分裂时代，短短三百多年间，就有三十几个大小王朝交替兴亡荣灭，篡与乱的争夺战争此起彼伏。

三国故事里魏、蜀、吴三分天下。蜀汉有诸葛亮坐阵赚取了后世最多的关注和眼泪，但蜀国是最先灭亡的，其次是篡汉的曹魏，又被西晋司马氏如法炮制，最后是孙权的吴国。魏国的开创者曹操，他曾给汉朝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做丞相，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曹丕废了汉献帝自己做了皇帝。几十年后，曹魏底下有一家姓司马的大臣，把曹魏的皇帝推翻了，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为“晋”。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在此一刻，显得格外明确。从后续历史的发展脉络看，司马氏晋政权的日子也不好过。

司马氏一家想方设法从异姓手里抢来政权后，也难以安守江山。不仅朝廷中其他有权有势的大臣将军们对皇位虎视眈眈，而且皇帝家里的子孙兄弟之间也在互相争权夺位，“八王之乱”发生时，西晋也不过刚刚建国而已。既然内部的政治都已经如此败坏，那么许多异族的敌人就乘虚而入。中国历史上把这些外族人称作胡人，当时有五种不同的外族胡人，各据一方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其中匈奴族刘聪推翻了西晋，司马家族的人便在建康（今南京）又建立起了东晋。西晋存在篡夺叛乱的问题，东晋也未能幸免。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名将，出身本贫寒，后立有赫赫战功，官至八州督邮，受封为长沙郡公，死后追赠大司马，可谓位极人臣。而陶渊明的外祖父则是东晋名士孟嘉，曾在重阳登高时因智对风吹落帽而传为美谈，他娶了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为妻，后来他们生下的第四个女儿又嫁回了陶家，就是陶渊明的母亲。陶渊明的父亲和母亲，是表亲。陶侃和孟嘉都是陶渊明仰望的对象，陶渊明曾在诗文中热情地赞颂他们。

怎么看，陶家祖上都是阔过的。但是陶侃子孙众多，又衰败相继，几十年后到了陶渊明这一脉时早已经不复旧观。陶渊明的父亲官职低微且去世很早，那时陶渊明才七、八岁，此后家境更是急剧沦落。

自陶侃时起，陶家便自鄱阳搬到了江州浔阳（今属江西九江）。后来几百年后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便是在浔阳江头夜送客，邂逅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琵琶女，听她一奏琵琶曲，写下了同伤天涯沦落之悲的《琵琶行》名篇。陶家早已分家，陶渊明随母亲住在浔阳的柴桑，以务农为生。

陶渊明曾假托“五柳先生”之名写过一篇自传——《五柳先生传》，他用一百多字，戏谈自己的家境和志趣：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陶渊明略无介怀地直言自身的贫穷困窘，没有饱腹的粮食，没有御寒的厚衣，居住的茅庐破破烂烂，四面飘风漏雨。即使如此，陶渊明也不屑于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不慕荣利，不尚高谈大论，性喜闲静，好读书，好写文章自娱，好饮酒，安贫乐道又怡然自得，愿就这样慢慢老去。

有时候只有自己挨饿时，倒还好，可是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妻儿要抚养，当日子穷得难以为继时，陶渊明也曾出仕。

孟夫子有言：“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意思是出来做官本来不应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不完全是因为家里穷。儒家主张士当以天下为己任，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做官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可是孟夫子又补充说出来做官的人也可以有第二种情形，那就是挣一份俸禄以养家糊口。据说陶渊明一生曾做了五次官，这其中有时候是为了理想，有时候是为了缓解贫穷，他的第一次出仕就是第二种情形。

陶渊明第一次出仕大概是在他29岁时，担任江州祭酒。所谓祭酒，也就是政府举行重要典礼或祭祀的活动时，典礼上主持仪式的人。对于自己的初仕，陶渊明写过一首诗来记录自己的心情：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

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十九

开头两句他就坦白了自己的苦恼，因为长期挨饿，所以才不得不放下农具去做官。然而又因为总是摸不着做官这种谋生养家之门道，所以总是摆脱不了寒冷与饥饿的纠缠。果然他做祭酒后不久，受不了官场的风气，很快就辞职回乡下种田了。

彼时偏安江左的东晋统治集团，在北方的进犯面前，仍然不能励精图治，也不曾真正下决心收复失地，反而忙于官官相护，排除异己。东晋一代，沿用曹魏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官吏的录用和任职，不讲德才高低，只看士人祖籍，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可惜占据高位要职的很多人，包括东晋的几个皇帝，往往对于治国安民之道一窍不通，专事游荡，纵情声色。豪门士族大量占据良田山泽，将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手里挥霍浪费，与此同时国家赋税徭役却只压在寒门小民身上。最终猛于虎的苛政，点燃了人民的怒火，隆安三年（399）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

这场农民起义由孙恩、卢循领导，历时十二载，对东晋政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当时有个军阀叫桓玄，是荆、江两州的刺史，自告奋勇带兵去讨平叛乱。桓玄的父亲是桓温，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长期为桓温的僚佐。这时的桓玄还没有表现出篡位的野心，陶渊明也就是在这时第二次出仕，他帮桓玄到建康上表，请求讨平孙恩。

等到桓玄讨平了孙恩，自身势力更加壮大后，就开始生出了野心，想要自己做皇帝。元兴二年（402），桓玄进兵建康，随后废晋安帝自立，国号楚，改元大亨。那个时候陶渊明已不在桓玄手下任职，他前一年因母亲去世，已经离职回浔阳。

元兴三年（403），另一个军阀刘裕要带兵进京去讨伐桓玄，迎晋安帝复位。陶渊明第三次出仕，加入刘裕的幕府，给他做参军，管理军队中的文书。不过，很快陶渊明就辞职不干了，因为他发现刘裕也有野心。果然，十七年后刘裕代晋自立，在建康建立了刘宋王朝，开始了南朝（宋、齐、梁、陈）的第一个王朝。

陶渊明离开刘裕幕府后，第二年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是当时另一个大军阀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看到刘裕平定桓玄，晋安帝复位后，就上表请求解职了，陶渊明也随之不做了。

陶渊明这三次出就军职，时间都非常短暂。每次他都出于一点理想，希望为安定天下尽一点力量，可是世道往往都不如他所愿。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任彭泽县令，那一年他41岁了。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还没算上女儿，这么多小孩，家里又穷，种地难以维持生计。他的亲戚都在劝他出来找点官职做，刚好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于是就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做县令。只是做了八十多天，他就决心彻底告别官场，回去种田。从此之后，陶渊明到死也没有出来再做官。即便刘裕当上皇帝，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也没有出来。

不平则鸣：感士不遇赋

陶渊明一生五次出仕，但实际上做官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五年。他做官有时候迫于贫穷，有时候则是出于理想。

陶渊明有过大济苍生的理想，他在诗里边说过这样的话：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陶渊明《拟古》九首·其八节选

他年少的时候想过一人仗剑，去四方周游，说要去到已经沦陷在外族手里的张掖（今甘肃一带）、幽州（今河北辽宁一带）。然而，当时北方五胡乱华，他是不能去的。

陶渊明还写过一首《咏荆轲》的诗，赞美荆轲行侠仗义的英勇。荆轲是战国时代的游侠和刺客，有个比较弱小的国家燕国见秦国到处侵略，害怕亡国的灾祸很快降临，于是燕国的太子丹就找到荆轲，让他去行刺秦王。荆轲愿为知己者死，他去了，图穷匕见之后，刺杀却没能成功，荆轲也就死了。可是陶渊明在诗中却只字不提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的悲惨结局，反而着重写了秦王的慌张惊恐，从而突出了荆轲的果敢与威慑，最后更是流露了对荆轲奇功不建的无限惋惜。

像这样抒发抑郁不平的愤慨，还有很多。陶渊明读《山海经》时，写诗赞美过精卫和刑天：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

精卫和刑天都是古代神话中的人物。精卫是古代炎帝之女，因游东海淹死，死后灵魂化为鸟，经常衔着木石去填东海。刑天和天帝争权失败，被砍去了头，但他不甘屈服，以两乳为目，以肚脐作嘴，仍然挥舞着盾牌和板斧顽强战斗。

陶渊明也有雄心壮志，也曾“猛志逸四海”，并非生来就是恬淡平静的，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彼此争夺、刀兵相见的动乱时代。

陶渊明有心却不受重用，一直徘徊在佐吏小官上。那些被视为“下品”、“浊官”一类的繁缛之职，“爵同下士，禄等上农”，位卑而禄薄。即便是小官，也来之不易，颇费周折。譬如最后一次出仕彭泽县令，陶渊明本来没有求官的门路，有赖于州郡长官的关照和叔父的多方打点，才被委任到小县做官。

像王、谢两大家族，他们子弟的初仕待遇，就跟寒门庶族出身的陶渊明很不一样，如大书法家王羲之“起家秘书郎”，文坛领袖谢灵运一出仕就“以国公例除员外郎散骑侍郎”，东晋宰相谢安“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

此外，陶渊明还不像他的曾祖父陶侃那样，懂得隐忍内敛，进退有度，默默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抓住机会便一飞冲天，破除门阀政治的重重障碍而位极人臣。相反，陶渊明眼见祸乱将起，想到是“逃禄而归耕”，远离泥潭而非迎难而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恰好体现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仕隐清浊选择问题。

战国时屈原对楚国一片赤诚忠心，却信而被谤，忠而见疑，惨遭放逐江南，凡十六年，欲归不得。他无奈地目睹了楚怀王被囚死，百年古都毁于一旦后，心灰意冷。在长沙的汨罗江边，一位渔父见到了屈原，问他为何沦落至此。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和世人不一样，所以就被排斥驱赶啦。渔父却不同意屈原的话，渔父的想法同大多数世人一样，既然世道污浊，那就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好了，何苦自命清高，吃力不讨好。

渔父不能理解屈原坚守的意义，但陶渊明是懂的，并且同样选择了独守清流的道路。

图 | 刘凌沧 © 陶渊明像

陶渊明归隐十五年后，昔日顶头上司刘裕已经代晋自立，建立了刘宋王朝。刘裕想起了陶渊明，征召他出来做官，他不出。后来江州刺史檀道济又去请，拿着好酒好肉亲顾茅庐，用当初渔父对屈原说话的调子劝陶渊明：“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回答：“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陶渊明没有当场杠回去告诉檀道济就是“天下无道”，而是淡淡地说自己不是个贤者，没有做官的志向，最后也没有收下送上门的酒肉。尽管当时他和妻儿都饿着肚子。

陶渊明不是个贤者吗？他没有出仕的志向吗？显然陶渊明难得说了一次假话。

陶渊明写过一篇《感士不遇赋》，内容如题，是他仿照西汉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而作。他在赋中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世道的浑浊，以至于正道直行之士日渐见弃，而奸邪谗佞之徒辈出。上古的淳朴风气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会现实，所以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只能悲叹“归往何处”，屈原只能发出“算了吧”的哀怨。在乱世来临之际，陶渊明也是不屑于“逐其流而扬其波”的，他甘愿做一个孤独向善的真隐者：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

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

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

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节选

这样，由于陶渊明不被门阀士族把控的社会认可，政治地位也不高，家谱便没有载入吏部。等到陶渊明死后六十年，历仕宋、齐、梁三朝的沈约编修《宋书》时，竟然已经搞不清陶渊明的名字了。也就是说，陶渊明卒后不过五、六十年，沈约已经难以确定“渊明”到底是他名，还是他的字，于是沈约只好存疑地写：“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

至于陶渊明常作自娱的文章与诗歌，在玄言诗横行的时代，亦不大受关注，更谈不上受欢迎。

魏晋以来，两汉经学让位于玄学，玄风大盛，崇尚清淡（士族上流都好空谈名理），随之衍生了占据东晋诗坛百年之久的玄言诗。玄言诗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好不容易等到晋末宋初，老庄思想稍歇，这时候方丈诗人又登上舞台。

陶渊明却似乎自始至终跟不上主流，他既不爱谈玄，也不爱写那通篇玄理佛理的诗。他只写写日常生活中的感悟，写写种地种菜的苦与乐，比如在篱边采菊，累了起身一瞥，南山霞云满天的惊艳；比如种豆时草盛豆苗稀的无奈，以及“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的欣喜。

加之陶渊明的文章和诗总有种“田家语”的憨厚朴实，与城里主流的华丽文风相去甚远，就更难入时人眼了。在那个环境下，纵使是他的朋友也不大能赏识他的文风。

颜延之与陶渊明私交甚笃，本是山东琅琊人，在江州担任过军功曹、刺史等职。他闲时经常跑到柴桑，找陶渊明一起喝酒，从早上喝到晚。他要到别处做官，知道陶渊明没钱买酒，还大方送赠两万酒钱。在陶渊明死后更是为他写下深情诔文，私赠谥号“靖节征士”。诔文中，颜延之盛赞陶渊明的人品，但对于陶渊明的文学评价却仅有四字：“文取指达”。

颜延之的文风被时人称“错彩镂金”，“铺锦列绣，雕绘满眼”，他与谢灵运一起以词采齐名，江左并称“颜谢”。当时流行的正是词采华丽的诗文。

南朝梁有个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写了一部《诗品》，将汉魏以来的122位诗人分作上中下三品，逐个点评了一番优劣。钟嵘品评诗人，通常把词采放在第一位。他将“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这些人都被列入上品。而钟嵘认为陶渊明是个品质高尚的隐士，但没有什么文采，故而列入了中品（曹操开创了建安诗风，却因为文风古拙，更是被归入了下品）。至于同时代另一位文学评论大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陶渊明不提一字，直接略过。

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本只是为自己不能大济苍生而叹息，但他所叹的“士不遇”何尝没有包含知音断绝的遗憾呢？

今天是2024年5月21日，

四月十四，

国际茶日，

世界脊柱健康日。

与梦想平等交易，

与喧嚣保持距离。

喝红色壹号，展家国情怀！更多酒文化和人文文化请关注“红色壹号酒业”官方微博和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