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党的七大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其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之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被誉为“党的骆驼”的任弼时坚定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制定和坚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廓清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认识，推动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回到延安，处处以“国际路线”的代表自居，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他还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确定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批评，多次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擅自发表背离中央方针的演说。

　　王明的独断专行，严重影响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鉴于此，中央决定派一名政治上过硬、党性极强，同时又熟悉中国抗战形势的同志去莫斯科，宣传和介绍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支持。1938年3月，任弼时受命前往莫斯科，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4月14日，他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并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任弼时还注意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以生动翔实的事例积极向各国共产党代表宣传中国形势和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经过任弼时等人的积极宣介、有效沟通以及不懈努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此后不久，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又向任弼时、王稼祥明确表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938年9月，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莫斯科期间，任弼时以出色的才干和政治智慧，圆满完成了出使共产国际的重要使命。

　　筹备召开七大，从思想和组织上强化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此后出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在日常工作中，他越来越感到党内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言论、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不合理的机构设置，严重影响了党的抗战事业，削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此，任弼时提出建议并主持了中共中央的机构调整，建立起一整套规范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大大提升了中央机关的工作效率。他特别强调党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无条件服从党中央。1943年3月，任弼时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随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94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担任召集人。其间，他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还亲自参与决议草案的撰写与修改。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前后，任弼时主持完成了决议草案的初稿。这一稿的突出特点是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半年多的时间里，任弼时带领起草组数易其稿。最终决议由毛泽东亲自改定，并经过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开幕。作为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精彩演说。他动情地讲道：“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为大会奠定了团结、胜利的主基调。

　　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推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年41岁的任弼时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不遗余力坚持和发展党的七大路线，协助毛泽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中国

　　七大后，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兢兢业业、笃行不怠，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全国战场，带领中央纵队转战陕北，参与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与组织实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47年3月，国民党军以25万兵力分两路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中央决定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央领导的分工决定后，任弼时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将留在陕北的人员编入中央纵队，并出任中央纵队司令员。分别前，刘少奇和朱德反复叮嘱：“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转战陕北期间，任弼时时刻不忘刘少奇和朱德的嘱托，除了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还直接负责中央机关的居住、物资保障以及对敌侦察等工作，出色完成了保障领袖绝对安全的重任。

　　任弼时还十分关注队伍的思想情况。一些同志对中央放弃延安的决定不理解，任弼时对大家解释道：“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有些同志可能想不通，告诉同志们，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我们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弼时帮大家解开了思想疙瘩，有效提升了队伍的信心和斗志，为粉碎敌人进攻、胜利转战陕北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土改问题关系到解放战争全局。在掀起土地改革运动高潮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土改工作也出现了“左”倾错误。任弼时是最早发现问题的中央领导之一。为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他一方面大量阅读各地转发来的土改情况汇报，另一方面深入乡村，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询问群众对土改的意见，掌握了许多一手材料。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这篇由任弼时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关于土改的新策略和新方针，使“左”的错误得到及时纠正。在毛泽东、任弼时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各解放区土改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党的七大路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坚持和发展，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